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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因素是人力资本极其丰富。中国现在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是800万，44%是工科类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接近360万是工科类的大学毕业生，这个数量比美国、日本、欧洲之和还多，这就是我们技术创新的基础所在。为什么华为搞得快？当然你说它组织的好，有非常能干的创始人，这些肯定很重要，但基础的还是十几万的研发人员，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在研发。航天为什么搞得好？那也是年轻人，你看那些副总指挥都是30多岁的，比如说很多大企业做建筑机械的、做高铁的、做搭桥的，包括核能的，中国都是领先的。美国人现在没有搞核能了，美国的核能都退休了。因此这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基础。

“像李阳离婚案，受关注度很高，案情也相对复杂，涉及到家庭暴力的认定、多子女抚养、大量财产分割等。在办理这类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时，法官要有更多思考。”刘黎说道，“我也是根据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发出了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这个保护令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筑起了法律的屏障。之前法律可能侧重于对家庭暴力的事后惩处，这个保护令则起到了事先预防、制止的作用，很有效。”

刚才李老师说了一下中国经济的特殊的优势，比如说人力资源特别的丰富，储蓄率高等等，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全世界最大的20家互联网企业，要么是中国的，要么是美国的，后面它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于新技术来说，新技术有一个特色，就是规模效应特别重要。我投资了一个软件，随便多少人使用都可以；我创造了一个知识产权，随便多少人使用都可以。规模越大，它的优势就越大。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在新技术的发展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对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作用体现在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从价格维度看，第一，即使LPR不下行，改革即可以解决贷款定价过程中的隐形下限和协同定价的问题，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第二，LPR本身也正在逐步下行，1年期LPR已经较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低了20bp。从数量维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贷款与LPR挂钩，因此改革对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的作用亦会越来越明显。”张旭称。

巴黎圣母院总司铎帕特里克·肖维日前也向媒体表示，他准备就巴黎圣母院大火诉诸法律程序，提告理由为“过失损毁”。他认为，此事并非故意纵火所致，因而失火原因可能是“人为疏忽或者电线短路”。负责巴黎圣母院顶部翻修工程的建筑企业“欧洲脚手架 ”负责人勒布拉否认火灾发生时有该公司员工在场，施工方也遵守了所有的安全规范和程序。但该公司将“毫无保留”地配合警方调查。

报道回顾称，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与中国关系的背后，存在发生在约1年前的苦恼经历。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首次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等众多亚洲首脑出席，但却没有李显龙的身影。考虑到这让中国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态度，2017年9月李显龙访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同年11月，作为下一任总理强有力候选人的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也访问了中国，一直致力于关系的重建。